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寻乌调查，是他在中央苏区时期于江西寻乌所作的一次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材料最翔实的社会调查。从1930年5月2日抵达寻乌至6月5日离开，毛泽东在寻乌工作、生活了一个多月。其间，毛泽东作了二十多天的社会调查，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寻乌作城市商业调查呢？因为毛泽东始终认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坚信调查研究是了解社会、制定政策、指导中国革命的前提和基础。而在寻乌调查之前，毛泽东对于中国的富农问题还没有完全了解，同时“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定了要了解城市问题的决心。但是在到寻乌之前，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去调查呢？他本人作了说明，一是过去长时间忙于打仗，没有调查的机会；二是没有具有典型意义的调查地点；三是没有合适的调查对象。而当时寻乌正好具备他所要的“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条件，这一夙愿才得以实现。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无暇顾及红四军的行动，红军在赣南形成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战事较少、环境相对安定。特别是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后，分兵在安远、寻乌、平远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这就为毛泽东进行城市调查创造了“天时”条件。

寻乌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另外，寻乌的商业地位也很特殊，是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也是一个“不定期的店铺交易和定期的圩场交易并行着的地方”，加上地处赣南与广东东江地区商品流通的中站地位，能够很好地提供了解城镇工商业状况所需的资料。这是进行调查的“地利”因素。

毛泽东作寻乌调查有一位极其重要的协助者，他就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时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的古柏。毛泽东要开调查会，古柏不仅请来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而且自始至终陪同调查。寻乌方言不好懂。在调查会上，古柏既负责记录，也担任“翻译”。会后，他还协助毛泽东整理调查会记录，研究分析调查资料等。同时，寻乌的党组织建立早、群众基础好，1926年冬便成立了党小组；1928年3月25日爆发了震惊闽粤赣边的三二五农民武装起义；至1930年，寻乌实现全县一片红，普遍建立了红色政权。这是毛泽东作寻乌调查的“人和”因素。

毛泽东认为，做好调查研究，既要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也要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和姿态。如果只是走马看花式的“到处只问一下子”，就永远都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他还强调，“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因此，毛泽东在寻乌的调查活动首先是从仔细考察寻乌县城的城貌开始的。到寻乌县城的第二天，他就带着一名警卫员，由古柏作向导，先绕县城四周城墙环视一圈，接着便穿行于城内大街小巷之间，与入城赶集和摆摊设点的商贩攀谈。在古柏的介绍下，毛泽东结识并拜访了郭友梅、范大明这两位“寻乌通”。郭友梅是当时寻乌城“郭怡和”杂货店的老板，在寻乌经商几十年又有文化，曾经当过两任寻乌商会会长，对寻乌的商业情况非常了解，他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自己做杂货布匹生意的情况。毛泽东听后诚恳地说：“你就是我打着灯笼要找的行家，下次要请你来参加调查座谈会。”范大明是寻乌县城人，出生在一个世代贫苦的农民家庭，经常到全县各市场赶集摆摊，卖一些杂货维持生活，对旧社会的辛酸苦辣感受很深，对革命前后的情况非常清楚。这两位阅历丰富的老先生为毛泽东开展调查“充足地供给材料”。

为了更全面、真实、准确地了解情况，毛泽东决定召开一个调查会。他提出，参加调查会的人，“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古柏根据毛泽东的调查计划和要求，先是邀请十一人参加调查会，后又邀请五十多人参加调查总结会。参加调查会的人中，除了郭友梅、范大明，还有做过铸铁工又做过小商、在军阀陈炯明部下当过兵做到排长的现任县苏委员的中农赵镜清，有曾任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的现任城郊乡苏维埃主席刘亮凡，有曾任区苏委员的贫农李大顺，有开过赌场、做过小生意、原是小地主后降为贫民、曾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现任区苏委员的老童生刘茂哉，有自治研究所毕业、做过缝工又做过小生意、当过小学教师的陈倬云，以及其他不同年龄又较熟悉情况的农民、师范生、小学教师、老秀才等，为调查会提供了充分、可靠的实际材料。对于这些人，毛泽东把他们当成“可敬爱的先生”，恭恭敬敬地向他们请教。他们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向毛泽东介绍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

寻乌调查后，毛泽东感觉收获很大，不仅“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还“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为正确“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提供了实际依据。他还写下了《寻乌调查》和《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两篇光辉著作，首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为制定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由于各方面原因，两篇文章的面世却历经艰辛。

《寻乌调查》从完成调查到公开出版，前后经历了五十二年的漫长时间。为何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原来，寻乌调查结束后，由于工作繁忙、战事频繁，毛泽东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整理这次调查材料，直到1931年2月，利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间隙，毛泽东在宁都小布开始整理，形成了共五章三十九节、八万多字的《寻乌调查》。毛泽东对于这次从实践中获得的调查材料视如珍宝。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计划将《寻乌调查》编入《农村调查》文集出版，但由于寻乌调查材料一度遗失，遗憾未收入此书。直到1950年，《寻乌调查》手抄件才被找到。为指导土地改革运动，毛泽东对《寻乌调查》第五章“寻乌的土地斗争”亲笔作了充实和修改，计划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但最终未选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邓小平关于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示精神，1982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一次收入了《寻乌调查》，这篇光辉文献才得以面世。1993年12月，《寻乌调查》编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而作为《寻乌调查》的姊妹篇——《调查工作》，由于战争的原因遗失了三十年。为此，毛泽东非常惋惜，多次与人谈起它，说想念这篇文章就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让《调查工作》重现于世的是福建省上杭县茶地乡官山村人、共产党员赖茂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赖茂基以贩牛生意为掩护，为红军送信送物。中央红军长征后，茶地沦为国民党统治区。赖茂基冒着生命危险，把中共闽西特委翻印的《调查工作》石印本共三册及一些文件用油纸包好，装在一个小木盒里，在家里墙壁上凿开一个洞，藏在洞里封好。后来，国民党民团对赖茂基的家进行全面搜查，但因为藏得巧妙，小木盒并未被发现，《调查工作》得以逃过劫难保存下来。1957年2月，赖茂基把《调查工作》等作为重要革命文物捐献出来。

1961年1月，经过多番辗转，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发现了《调查工作》油印件，立即呈送给毛泽东。当毛泽东再次见到这本纸张泛黄的小册子时，百感交集、欣喜万分，高兴地说：“找到了它，就像找到了我失去多年的孩子！”1961年3月，毛泽东对文章作了少量文字修改后，印发给在广州开会的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内部传阅。后来准备公开发表《调查工作》一文时，毛泽东把它的题目改成了《反对本本主义》。1964年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199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2011年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

斗转星移，时空变幻。九十多年前的寻乌调查虽已随着历史的车轮与我们渐渐远去，但调查研究永不过时。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大力弘扬寻乌调查唯实求真精神，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让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新时代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