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作为一种中和辩证的哲学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契合,是我们思考问题、作出决策的有效方法,也是以和谐的方式解决当代社会复杂问题的有力工具。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的核心是“中”与“和”,这两者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执两用中、守中致和既是个人修身及社会治理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也是达到这种最高修养境界和治理境界的方法。
执两用中 不走极端
“执两用中”出自《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是孔子赞扬舜能根据“过”与“不及”两端的情况,采纳中庸之道来治理百姓。中庸之道讲求“无过无不及”的道德行为准则,中庸之德反对“过”与“不及”两个极端。《中庸》指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认为不偏不倚、不走极端的中庸是君子修养的道德准则,乃是“天下之大本也”,做事时要抓住“过”和“不及”这两个极端,调和起来采用适中的做法,既不能过于保守,也不能过于激进。
“执两用中”是中国古人修身成人的重要方法。老子在《道德经》中讲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这说明要用适度、节制的方式对待物质和精神享受的问题。《道德经》中还提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可见,任何对于财色名食的过度追求,都将导致危险的境地,甚至物极必反的结果。因此,《礼记》开篇便强调:“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执两用中”也是我们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论语》讲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孔子特别强调“过”和“不及”都是极端,都不得其中。只有全面掌握两端,才能“择乎中庸”,从两端中取出适当的“中”来。可见,用中既不是一味折中与调和,也不是机械地、僵化地取两端平均值,而是在两端之间巧妙地找到恰好、正好。
守中致和 和而不同
“守中致和”出自《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为执守中道以达到天地和谐运行、万物并生而不悖的中和状态。
“中和”可以看作个人修身和社会治理达到的圆满状态。《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并非折中,并非消极无作为,正相反,把握适当的节度、达到中庸境界需要极高的智慧和修养。因此,“守中”并非易事。正如《中庸》中所言:“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孔子曾感慨:“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已。”他还说:“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儒家主张,要做到“守中”,就需要强调礼的节度作用,做到欲而不贪。《论语》多次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以礼治国、讲究礼法,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使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时做到不偏不倚、适中适度。
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中还蕴含着“和而不同”的深邃智慧。《论语》里说:“君子和而不同。”《国语》中讲:“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能生成万物,但是这种和合的状态并不是简单的“清一色”。正如烹饪时不能只放一种调料,而是各种调料配合在一起才能烹制出美味的羹汤。和而不同才能保护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不同而一”。正是这种智慧,使得中国在历史上能够把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文化关系等处理得当,牢固树立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和谐共生、合作共赢。这一理念源于对国家交往关系的合理性设计,源于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共同期盼,也源于中国的大国责任和担当。
相互契合 彼此成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虽然分别发源于中西方两种不同文化体,但其中蕴含的哲学理念存在内在契合性。
“执两用中”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相契合。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对立统一原理与“执两用中”有异曲同工之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就是说,不应当陷入片面性的极端观点,而是在矛盾中寻求新的发展方向,这一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与“执两用中”的思维方法巧妙结合起来。“执两用中”思维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都强调在对立中寻求平衡、不陷入极端观点、关注事物的多面性,以求得统筹兼顾、和谐发展。
“守中”思维与马克思主义适度原则相契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要遵循适度原则,以保持社会的平衡和稳定”,并强调“在社会生活中,不同事物的发展都需要掌握适度的原则,以免陷入极端和不稳定”,表达了在事物发展中寻求平衡、避免极端的思想,与“守中”思维中蕴含的过犹不及思想高度契合。
“和合”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两个和解”思想相契合。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并且“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万物并育”的“和合”思想相契合。
持守中和 行稳致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灵魂,又深厚积淀着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独特基因和鲜明民族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充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和思想精华,就是坚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
毛泽东曾做出经典诠释,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庸思想相互补充论证,提出:“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中庸”强调在事物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必须注意天、地、人的有机统一,认为过度和不及都不能达到中和的境界。站在全局的视野中考量,以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推进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正是体现了“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能够有效化解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冲突与危机,发挥其安抚人心、增进认同的积极作用。执两用中思维方法提倡不偏不倚、不走极端,能够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面考察问题,有效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守中致和思维方法本质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在这种“和合”思想的指导下,能使中国式现代化在兼收并蓄中守正创新,并有效化解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出现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