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1日，党中央下发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总结党成立二十年来调查研究的基本经验教训，动员全党大兴调查研究。1941年9月8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发这个决定。此后半年间，《解放日报》紧扣决定精神，大力宣传调查研究，助推全党调查研究工作走深走实。

（一）

只有让各级干部深刻领悟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才能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担当。1941年11月29日，《解放日报》刊发《论调查研究工作的性质和作用》，将中央关于调查研究决定的重要意义进行了理论上的提升阐释。文章指出，通过开展调查研究，清楚计算敌友我各方面所依存的社会基础及其力量的对比，作为党正确决定政策的基础，有效组织革命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坚定的政治立场，客观的态度，善与人处、虚心向下，实事求是的精神是调查研究工作本身应有的起码条件，而这些是和狭隘的宗派主义、空想的主观主义不相容的，所以调查研究工作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武器。文章创造性地拓展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当前的调查研究还是使党主动应付时局实际行动的根据，指出如果不能掌握国内外政治生活的动脉，不能及时探悉时局变化的动向，就要迷失方向，在任何突然事变前手足忙乱，不知所措，为敌所乘。这篇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指定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之一。

在列宁逝世十八周年之际，1942年1月21日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掌握马列主义的锁钥》，强调只有经过调查研究，马列主义所指出的改造世界的任务，才能在中国实现；党中央的每个指示，才能在各个具体工作中实现；才能了解敌友我三方面情况，规定出正确的办法，获得工作中的胜利。因此，加强调查研究，决不仅是一部分研究机关的责任，而是全党的责任，每个干部的责任。社论贯穿马列主义的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精神，进一步深化了对调查研究重要意义的认识，彰显了理论高度、思想深度、实践厚度，对全党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认清形势任务、担当调查研究责任具有很强的号召力。

（二）

各级干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创造了不少好经验好做法，《解放日报》刊发了多篇谈调查研究经验和体会的文章供广大干部交流学习，其中不乏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好做法。

《材料真实性与研究材料——农村调查谈》就怎样取得真实而完备的材料提出了“1+9”的管用办法，“1”为首先必须要作宣传解释，“9”为视情况选择性采用的包括重复与本人谈话或把几个问题重问一下、与同院居住的邻家谈话、从农民的互相矛盾中去发现材料、知识的准备等九种办法。最后劝告调研者，无论检查或研究调查得来的材料，如果开始时不管，等到堆集多了，那时再来一份一份地补缺和研究，头痛，麻烦，不但容易马虎，吃力不讨好，而且简直就是很不容易挽救的遗憾。

《实地调查经验谈》是一篇介绍调查研究全过程经验做法的高水平文章，把调查研究分成调查员的条件、怎样选择地区、知识的准备、提纲与调查表、宣传解释、从何着手、怎样访问、证实材料与解决群众困难、检查研究整理九个环节，环环相扣，确保真正取得实效。作者牛山曾是中华青联考察团调查员，总结经验有理有据，有实例分析，恳切坦诚，廓清了调查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错误认识，提供解决困惑的常用办法。如对有人不要调查提纲的主张，明确指出那是很危险的，因为提纲是目的的具体化，也是检查材料的尺度；没有它，如同骑上无羁的马，很难掌握全部情节。对许多干部关心调查研究从何着手的困惑，强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同时也给出了答案：在总的方面，先社会经济状况而后工作情形，先农村而后城市；而社会经济或工作的下手处是个别调查。更具体地说，社会经济应先从家庭（或商店）调查起，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比较切实的材料。

（三）

党中央作出调查研究决定不久，毛泽东布置给西北局一个紧急的调查研究任务，写一份运盐的调查报告。西北局将任务交给了当时正在富县巡视工作的延属十县工委秘书高克林。他当晚召集刚从定边县盐池运盐回来的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以及干部王毓贤、孔照庆了解情况，让他们详谈了第一次运盐的经过。通过算账，一般能驮一百五十斤盐的毛驴，运一趟可赚一百元以上。这一结论证明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同志的怀疑、没有信心，认为是负担等都是不正确的肤浅的看法。高克林连夜记录整理了运盐者的经过、沿途困难、发生的问题、经验教训等七个问题共计两千七百多字的调查报告，第二天就派人将报告送往延安。

这个报告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拟定题目《鲁忠才长征记》，推荐《解放日报》发表并加了署名按语：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后来，高克林回忆：这个调查报告不仅在贯彻边区政府运盐决定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还在整顿党风和文风中起了作用，成为当时整风学习的参考材料之一。

（四）

1942年3月3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列出了三十一个问题，要求各地回答所列问题加以详细检查，将执行调查研究决定的成绩、缺点、经验作出总结，报告中央。

为了助力各地检查总结半年来的调查研究工作，1942年三四月间，《解放日报》围绕如何回答这些问题集中推出了一批执行程度较高的地方工作报道，其中有两篇报道被安排在头版刊发。一篇是《晋西区党委设立各级调查研究机构》，主要回答了“建立了何种调查研究机关”等问题。报道指出晋西区党委仔细研究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调查研究的决定后，认为晋西北党内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还严重地存在着。同时指出区党委已成立了调查研究室，除专任干部外，还请晋西北一级在职高级干部五十多人兼任调查研究员；各地委设调查研究科，县设调查研究员，由地委、县委书记直接管理。

另一篇是《北方局积极进行调查研究与整顿三风》，主要回答了“是否进行典型研究”“怎样在同志中进行中央决定教育”等问题。报道指出，1941年10月，北方局即派出了两个调查团，在三个月中间，以两个县的四五个村庄为典型，调查了根据地与敌占区的社会情况与党的支部工作。为了帮助同志们学习，晋东南的新华书店翻印了中央决定和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一书，极受各地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