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下半年，晋西北的敌后抗日形势已进入敌我双方依托巩固的阵地进行持久争夺战的局面。为了粉碎日军的“扫荡”与“蚕食”，毛泽东指出：当前晋西北的任务，就是要充分发动群众，搞好敌后武装工作队，“把敌人挤出去”。1942年10月，毛泽东又作出指示：“商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即具体的积极的全面的反‘蚕食’斗争）。”为了落实好“挤敌人”的方针，1943年1月，晋绥军区党委制定了“挤敌人”斗争的统一计划，决定以敌人深入我根据地内的离岚、忻静、五（寨）三（岔堡）三条公路及第八军分区交城以西山区为“挤敌人”的主要方向，采取一系列措施把敌人“挤”出根据地。

发挥敌后武装工作队的先锋队作用。武工队是“挤敌人”的先锋队，是深入到“敌后之敌后”的轻骑兵，身处对敌斗争的最前线。这支部队在中共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由党、政、军共同组织。武工队的队长、政治指导员、政治工作员，大都由政治军事斗争经验丰富、政策水平较高的营级以上干部担任。武工队挺进到敌人的心腹中去开展工作，他们善于运用明（公开的）、暗（秘密的）、灰（半公开的）、硬（武装的）、软（和平的）及一切可能打击敌人的斗争方式，把正面推进与敌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武工队每到一地就秘密发展民兵，武装人民群众，发动群众同敌人进行斗争；他们在主力部队、游击队、民兵和广大群众的有力配合下，打埋伏、摸哨卡、放冷枪、抓俘虏，使敌人草木皆兵；他们袭据点、撒传单、破路基、割电线、断水源，骚扰并孤立敌人，直至把被围困的敌据点拔掉。为实现上述计划，晋西北军区在离岚公路沿线共派出十一个武工队、忻静公路沿线派出十个武工队、在五三公路线西侧共派出四个武工队。

充分发动群众形成合力。武工队在正面打击日伪军的同时，积极帮助群众解决问题，为老百姓办好事，在为人民服务中赢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晋西北敌占区抗日工作的开展，大都是从反“维持”开始的，按照先巩固已得地区，然后逐渐向敌占据点周围“挤”的基本方针，采取反“维持”以孤立敌人，先内（我占区）后外（敌占区），先秘密后公开的方法。在具体步骤上，大致是渐进式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武工队进入工作地点，秘密开展工作。这一阶段的工作，首先是了解敌人的活动规律、把握群众的思想状况，对当地群众进行时事政策教育，揭露敌人的苛捐杂税、“维持分子”的贪污腐化，分析造成人民穷困痛苦的根源，引导群众站起来同“维持分子”进行积极斗争。第二阶段鼓动群众减少“维持”、减少负担，打乱“维持”的秩序，对敌人勒索的税捐粮款采取消极抵制，同时组织群众讨伐汉奸、特务。第三阶段是停止“维持”，减轻负担，公开地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帜，彻底打掉“维持会”，建立农民救国会。随后武工队便进一步向敌人据点四周推进，组织民兵和群众困住敌据点，切断敌伪军的供给。敌伪军和汉奸、特务分子只得整天蹲在碉堡里，不敢出来，结果是弄得敌人要吃没吃，要喝没喝，形同囚徒，坐以待毙。

迁移据点附近居民陷敌于孤立。驻守在据点的敌人主要是依靠据点周围各村的“维持会”来供给粮食，维持其生存。武工队采取由远及近的工作方法，先打掉距敌据点较远的“维持会”，导致据点附近群众的负担日益加重，然后动员据点附近的群众向我根据地搬家。中共静乐县委在群众自愿、抗日政府帮助、我军掩护的原则下，把敌据点附近的群众转移到抗日根据地，使敌人陷入孤立的境地。武工队深入到岔口、芝兰敌占据点附近十五公里的村庄，挨门逐户进行个别串联，说服群众搬家，迁入抗日根据地，并分配土地做好妥善安置。随着转移搬迁的有序推进，很多据点的敌人找不到粮食，找不到老百姓。

灵活利用各种合法手段。在敌占区，武工队开展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采取隐蔽的形式，在该区域进行合法斗争。在利用合法手段与敌人进行斗争中，武工队和广大群众创造了许多奇迹。例如，利用敌人提出的所谓“廉洁奉公”“反对贪污”等欺骗百姓的口号，顺势组织群众开展反对敌伪贪污的斗争，打击那些忠实于敌人的村闾长、县区长及汉奸、特务，对敌伪军中的吸毒、贩毒、贪腐、勒索人民财产等不法行为，竭力寻找他们的劣迹、罪行，不仅要在民众中曝光，而且通过合法途径向其上司告发。当时，岚县伪县长钟英被武工队揭发出贪污、腐化、吸大烟等违法行为后，致使其在岚县待不下去了，被迫调离县城。武工队还巧妙地利用敌伪之间的矛盾，为民除害；利用日军选举伪村长的机会，极力让表面上拥护伪政权、内心拥护抗日的人当选，把敌人的伪政权变成掩护抗日的组织；利用日军在各村设置情报员的机会，建立起为我所用的情报网；利用敌伪组织自卫团的机会，秘密发展我们的民兵组织；利用敌伪组织的活动场所，掩护我抗日工作，把敌人的工作站变成我们的联络站、把敌人的前沿哨所变成我们的联防哨、把敌人的情报站变成我们的信息站，把敌人用来对付我们的办法利用起来作为打击敌人、“挤”走敌人的工具。

由于认真贯彻了“挤敌人”的正确方针，经过四个月的努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全区共“挤”掉敌人据点五十八个，作战四百六十二次，毙伤日伪军九百三十九人，俘虏日伪军一百六十二人。在八百二十七个自然村中摧毁了“维持会”、伪政权，在五百三十五个自然村中建立或恢复了抗日民主政权，争取了四百零三个自然村的“维持会”变成了抗日的基层政权，改变了一千多个村庄的斗争形势。共计解放人口八点一万多人，民兵已发展到将近五万人。1943年上半年，第二、三、六、八军分区军民已基本上把敌人“挤”到据点和交通线附近，整个晋西北地区已经由“敌进我退”的被动局面转变为“我进敌退”的主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