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锻造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中，通过强化出版工作、建立学习制度、规范学习方法等措施深化学习毛泽东著作，对于推动全党“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对进一步增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自觉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强化出版工作

学习著作，出版先行。延安时期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数量众多，为学习毛泽东著作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据《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等相关材料粗略统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撰写或参与撰写的批语、题词、诗词、电文、书信、讲话、文章等著作总计约3100篇，延安时期著作仅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书信集》的就达1578篇，占比超过了50%。在这些著作中，除了一部分事务性、时效性强的文献仅出版一二版外，那些阐释重大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的文献，则以单行本和汇编本的形式一版再版，适应了不同区域、不同对象的学习需要。

据不完全统计，延安时期由出版机构出版或由党的专门机构铅印、油印、石刻的数十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中，有11种专著的版本数超过了10种，其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的版本数分别高达164、193和244，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学习毛泽东单篇著作的需求。此外，毛泽东著作汇编本虽然数量相对较少并且收录著作数量也不算多，但十几个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和二十多种的文集本、专集本、文选本以及二十多种的多作者合编本，收录了毛泽东较为重要和比较流行的文章70余篇，为集中学习毛泽东著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毛泽东著作还以《新金刚经》《婴儿保育法》等名伪装或者托名出版了近30种版本，与各类教科书和《毛泽东自传》等一起，在根据地内外出版以供各类受众学习使用。

建立学习制度

延安时期党建立的一整套学习制度，为学习毛泽东著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深入开展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专门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的常态化、长效化。

一是建立两小时学习制度和学习检查制度。1940年年初，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推动全党干部大学习，建立相关学习制度。首先，建立两小时学习制度以保证学习的“持久性与经常性”，要求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时间不少于两小时，并将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确定为干部学习节用以总结经验和奖励先进。其次，建立学习检查制度以利于进一步推进和提高学习运动，分层分类开展检查指导。比如，中央干部教育部对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总检查每四个月一次，军事机关、边区机关和中央直属机关每两个月检查一次，各支部干事会每个月检查一次，大大推进和深化了毛泽东著作的学习。

二是建立学用结合制度。1940年8月、10月间，中央宣传部先后发布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推动建立学用结合制度，把学习中共中央的决议、决定和中央领导同志有关策略的报告等列为在职干部学习的必学内容，要求干部学会在纷繁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实事求是地贯彻党的路线，提出“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坚决避免理论和实际相脱节、学用两张皮现象。这一制度的推行，客观上加大了全党对毛泽东著作特别是报告、电文、批示等类著作的学习力度。

三是建立调查研究制度和学习组制度。1941年5月，毛泽东通过《改造我们的学习》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关于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的决定，逐步建立起调查研究制度和学习组制度，在改造主观主义学风、培育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过程中，全面深化对毛泽东有关《改造我们的学习》《农村调查》等以及收录到《六大以来》相关著作的学习。

四是建立集体学习制度。延安整风期间，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四三”决定）和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党充分掌握中央有关决定和毛泽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及反对党八股报告的精神，指定了全党必须学习的22个文件（其中毛泽东7篇个人著作和部分由其执笔的中央文件占半数以上），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中央直属机关、军委直属系统、陕甘宁边区系统等学习分委员会，建立起集体学习制度，把学习毛泽东著作与整顿作风、提升党性紧密结合起来，为建立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专门制度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后，刘少奇明确要求，“一切党校和训练班，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须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一切党报，必须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适应一般党员的水准，党的宣传部门，应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编为通俗读物”。至此，党内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制度逐步成熟。

规范学习方法

延安时期，毛泽东著作往往以笔记、文章、演讲、报告、电文、批示、诗词甚至图像等不同形式存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式方法自然也就多种多样，大约可以概括为默读、吟诵、观看、听讲、泛览、精读、批改等方式。在众多学习方式中，听讲则是学习最及时、综合感受最强烈的一种。关于听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习仲勋回忆：“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萧三也高度评价毛泽东的报告、演说、讲话“是那样明白、浅显、通俗、动人，富于幽默、妙趣横生”“在同一会场里，工人、农民、兵士、老太婆们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大学教授、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

在深入开展集体学习活动过程中，学习方法也越来越规范。“四三”决定曾对学习方法作出如下严格规定：“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并开小组会讨论，必要时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报告。在阅读与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仅就写笔记这一种学习方法而言，毛泽东曾在《关于整顿三风》报告中严格要求，无论是文化人还是“武化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新干部还是老干部、无论学校还是机关“都要写笔记”。

随着整风学习的内容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毛泽东著作，精读、写笔记、讨论、听报告等延安整风运动必备的学习方式便成为毛泽东著作学习的规范方式，学习成效也越来越显著。陕甘宁边区一位县长曾讲，“现在文件一学，才知道过去是‘老公鸡戴串铃，装大牲口’。文化低，没理论，只有狭隘的经验，在原脚地上转圈子，不能开步往前走，要开展工作和提高工作质量就没办法，就是有一肚子经验，也说不漂亮，写不漂亮，还是空事。这次在延安赶上整风，能学习、能听课，真美”。显然，关于整风学习认知的转变，某种程度上正是学习毛泽东著作成效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