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长征故事，大多是从我老伴甘祖昌那里听来的，我把它们转述给大家。

1934年7月，红6军团奉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训令，准备突围西征。我老伴当时在兵工厂，并不在随军修理枪械的人员名单里，他想跟着部队走，就向上级反映情况，结果没有通过。他急了，直接找到湘赣军区供给部领导说：“我在兵工厂搞采购，常常一天挑着担子跑百多里，路上还和敌人交过手，在反‘围剿’中，我也送过弹药上战场，从没有感到有啥吃不消的，让我跟部队走吧！”领导见他决心那么大，便点头同意了。

后来，他调任红6军团53团司令部司务长。一天，团领导找他说：“甘祖昌同志，部队原带的粮食早吃完了，天天行军打仗，没有东西吃可不行啊，你想办法去筹些粮食来吧！”

他接受任务后，带着一百多个战士和帮助筹粮的老乡出发了。当他们走到一座山下时，遭到一伙敌人的伏击。他立即带领有枪的战士进行反击，掩护徒手的老乡分散撤离。战斗打得很激烈，忽然一颗流弹飞来，打在他的左脑门，这里曾被土豪用斧头劈伤。他感到一阵麻木疼痛，如注的鲜血顺着脑门流下来，顿时满脸都是。他伸手一摸，幸好子弹没有全打进去，有一半留在外面。战士们要为他包扎伤口，被他阻止了。这时，他感到头又痛又晕，来不及多想，用两个手指头捏住露在外面的半截弹头，一咬牙，拔了出来。他把鲜血染红的子弹头拿给战士看，诙谐地说：“嘿嘿，一粒花生米！”

他从身上扯下一块布条，自己把伤口包扎了，继续与敌人战斗。撤到安全地带后，老乡和战士们都劝他找医生上药，他却笑着说：“不要紧，死不了，筹粮要紧，我们赶快走吧！”

他们边走边向村里的群众宣传红军是劳动人民的队伍，动员群众支持红军、参加红军，同时向大家筹集粮食。不到两天，他们筹到了两千多斤粮食，还有好多青年参加了红军队伍。回去后，他找卫生员把伤口简单地处理了一下，就又带着筹粮队伍出发了。

在长征途中，我老伴的主要任务就是筹粮。一次，部队来到湘西和川、贵交界的地方，那里崇山峻岭，人烟稀少。他领着筹粮队走在山间的小路上，连个人影也没看到，走了一天的路，大家又饿又累，便坐下来休息。一个工人出身的红军战士从身上拿出一小包不知哪弄到的蚕豆，给每人分了8颗。大家拿着蚕豆左看右看舍不得吃。我老伴捏起一颗放进嘴里，含了半天才开始嚼，一点一点咽下去。他还开玩笑地说：“它不是蚕豆，它是天上王母娘娘花园里的仙果！”大家都被他逗乐了。我老伴叹了叹气说：“可惜它炒熟了，要是生的，我真想留两颗做种子，将来带回去种它一片！”

说着话，他站了起来，带着大伙继续赶路。此时，太阳快要下山了，还没有筹到一粒粮食，我老伴还在发愁。突然，有人发现前面一座矮山的山脚下像有一块红薯地。大家跑过去一看，就是一块红薯地。我老伴在四周找了半天没找到人，只看到远处的小溪边有两三个茅草房，猜想应该是种红薯的农民临时休息的地方。天快黑了，筹不到粮食，搞些红薯回去，大家也不会饿肚子。可找不到田主人也不是办法啊！他摸了摸脑袋对大伙说：“把红薯挖走，将钱留在田里。”

大伙迅速动手挖红薯，有的用手扒，有的用树枝撬，挖出来的红薯全装进了随身带来的布袋里。我老伴从衣兜里掏出记账本，撕下一页，用钢笔在上面工整地写上：“老乡：我们是红军筹粮的，因天快黑了，来不及去找你商量，我们动手把你的红薯挖走了，非常对不起，特留下拾块银元，算是我们给你的红薯钱了。”他又从本子上撕下两页纸，把十块银元和字条包在一起，放在地头，做上标记，让田主人容易发现。随后，他和大伙挑着或扛着红薯，踏着夜色追赶部队。

我老伴常对我说，长征路上最让人难受的事，莫过于眼巴巴地看着一个个战友被饥寒交迫夺去了生命。他对我说，过草地的时候，绿油油的草地，看上去一马平川，其实底下全是稀泥浆，只要一不小心踏上去，就会往下陷。如果没有人拖你上来，泥浆很快就会没过脖子，性命就没了。过草地时，天气也很奇怪，刚刚还是蓝天白云，阳光普照，转眼就乌云翻滚，风雨交加。爬雪山更是不敢想象，一会儿银装素裹，煞是好看，一会儿又狂风暴雪，无法前行。

他回忆起那段时光，眼睛都湿润了。他说，红军将士艰难地跋涉在雪山草地，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气力。他们饥寒交迫，许多人还有伤病。我老伴多次眼睁睁地看着几个战士就这样倒下了。他心里非常难过，心想这都是些多么好的同志啊，要是能给他们一些吃的穿的东西，哪怕一点点，也可能挽救他们的生命。可惜没有，甚至连能吃的草根树皮都搞不到。因为在红二方面军的前面，已有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先后走过，能吃的草根树皮都被找来吃得差不多了。他虽是管着伙食，但筹不到粮，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眼看翻过雪山就可进入陕北了，红军将士们都竭尽全身的气力，想方设法要翻过去。一个受了伤的战友却再也走不动了，他受伤的大腿里还有弹片没取出来，伤口大面积发炎溃烂。他有气无力地坐下来，拉着我老伴的手说：“老甘，我不行了，你走吧，革命一定成功！”

他一只手哆哆嗦嗦地从口袋里拿出3只红辣椒，交给了我老伴。这是部队在到达甘孜时，我老伴将搞到的一些红辣椒给每人分了3只，没想到这位战友一只都没吃。他悲伤地从战友手上接过红辣椒，又眼看着战友安然地倒下了，心如刀割，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要在平时，给3只红辣椒是很平常的小事，可在过雪山草地的特殊环境下，它是可以救人性命的大事。这位战友，如果早把这3只红辣椒吃了，也许不会倒下，然而他宁肯自己牺牲，却一直把3只红辣椒揣在身上，这种生死相让的精神是多么高尚啊！

我老伴把3只红辣椒分给战士，十几个人一人咬了一丁点，但这一丁点辣椒的辣度使每个人都浑身发热，脚下的力气也增了不少。几个眼看快要倒下的人，也奇迹般地振奋起精神，坚持着翻过了雪山。这件事，在我老伴心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无论在什么时候想起来，心情都久久不能平静。多年后，他都用这事教育我们的子女。

（作者为甘祖昌将军夫人、全国道德模范）

甘祖昌将军三女儿甘公荣：

爸爸平时生活非常节俭。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穿的鞋破了个洞露出了脚趾头。许多人都说我，你爸爸妈妈都是拿工资的，怎么还穿双露脚趾头的鞋啊？我听了，感到十分羞愧，想让爸爸帮我买双新鞋子。放学后，我把鞋子脱下来偷偷地放在大门后面，不敢告诉爸爸。晚上放学回来，爸爸叫住了我说：“公荣啊，你这双鞋子我帮你补好了，拿去穿吧。学校的事我都知道了，不要听那些人的话，生活要简朴，不能浪费。”我便再也不敢提买鞋子的事了。

爸爸给自己定个规矩：不吃超过一块钱一个的食物，不穿超过一块钱一尺布的衣服。有一次，妈妈买了一斤甲鱼，开饭时，爸爸一筷子也没有动。他不吃，我们也不敢吃，在桌上放了好几顿，弄得妈妈吃也不是，倒也不是。后来，妈妈就再也不敢买贵菜了。

爸爸是绝对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力为我们找工作的。新疆解放以后，大哥去新疆找爸爸，希望爸爸可以给他安排一个好工作。没想到，爸爸说大哥文化水平不高，干不了什么技术活，让他在新疆开拖拉机。大哥当时经常加班，比在老家时还辛苦。大姐在吉安卫校读书的时候想当兵，但也知道爸爸不会出面帮她，因为爸爸说过女兵指标很少，有多少烈士的子女也想当兵，还是让他们去吧！大姐想去新疆报名，爸爸说，那也不行，新疆有新疆的指标，你插进去，不就打乱别人的征兵计划了吗？后来，大姐只能自己在吉安报了名。那次，正好赶上我妈妈在家里割猪草时摔断了手，爸爸带她去吉安看病。吉安军分区的领导听说爸爸来了，前去看望他，并跟他说起大姐报名参军的事，想听听首长的意见。爸爸说：“她想当兵我没意见，但是希望你们在体检的时候严格把关，看看她身体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知道，她的眼睛有点近视，是不太合格的。”大姐听了这话，当时就气哭了，说不指望你帮忙就算了，还到处宣扬我近视。1975年，我妈妈从教育岗位离休。按照当时规定可由一个子女顶替，本来打算让我去学校接班，电话打来了却被爸爸拒绝了。自此以后，谁也不敢再提接班的事。

作为甘祖昌和龚全珍的女儿，我将继续践行爸爸的遗志，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干事，积极参加公益事业，做力所能及的事，多帮助人，绝不能给父亲母亲抹黑。

甘祖昌将军外孙、甘公荣之子金锋：

小时候，外婆和母亲经常给我讲外公甘祖昌长征的故事。在我眼里，外公就是英雄，红军就是英雄的部队。外公长征时“1粒花生米”和“3只辣椒”的故事，我不知道听了多少遍。外公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与敌人战斗，受了伤中了弹，还戏称子弹是花生米，这多么让人敬佩啊！在爬雪山过草地时，战士们没有吃没有喝还受着伤，有人甚至倒下再没有醒来，但他们的精神还在，信仰还在。外公也是凭着这种精神和信仰，走完了长征，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外人眼里，外公是将军，肯定过着富裕安逸的生活；在我们家人眼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生活非常简朴。听外婆讲，外公从新疆回来后，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农民，不仅下田劳动，还带着我舅舅、姨妈和母亲劳动，自己种菜、种烟草。可即便这样，他还舍不得吃好东西。

从小母亲就教育我，要按照外公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不能以将军的后代自居，要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国家和社会出力。在生活中，我继承外公的遗志，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做不了大事就做小事，干不了复杂重要的工作就做简单的工作，决不无功受禄，决不不劳而获。

我想，人生可以平淡，但不能虚度光阴，这是外公给我的最大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