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指出，当年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如果把长征比作一条红飘带，那么贵州在这条红飘带上留下的色彩最为厚重，红色也成为“多彩贵州”最亮丽的颜色。当年，中央红军在贵州转战历时4个多月，红二、红六军团征战贵州3个月，其间都经历了什么？

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调集重兵，层层围堵。在前有埋伏、后有追兵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建议。

1934年12月中旬，红军进入贵州，占取黎平。在转战贵州4个月的时间里，党中央先后召开了几次重要会议，会上毛泽东正确分析敌我形势，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引领和推动全党作出重大决策。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明确了转兵贵州的方向。尤其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谈到有人在遵义会议上批评他，说他打仗的方法并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对此，毛泽东说：“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打仗不能照抄书本，领导革命更不能生搬硬套。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只能给中国革命带来损失，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正确道路。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毛泽东后来指出，“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1935年2月初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对遵义会议决策进行再落实，同时根据敌我形势的变化，指示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改变以前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3月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正确分析战场发展态势，研判敌我双方实力，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场固守之敌。但在民主表决时，只有毛泽东自己投了反对票。当天深夜，毛泽东手提马灯，去找周恩来做了深入沟通，加之截获的敌人电报显示他们正在迅速向打鼓新场集结，意图围歼红军。最终中央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有效保存了红军实力。

从实际出发把握战略主动，才能赢得先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根据情况的变化，牢牢把握战场主动权，指挥红军巧妙穿插于国民党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调动和迷惑敌人，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大量歼敌，从而取得了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书写了毛泽东军事上的“得意之笔”，上演了“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传奇。

取得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娄山关大捷

贵州关山阻隔，处处艰险，加上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困，红军每前进一步都极为不易。但正如毛泽东诗云：“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正是这种不畏艰难、英勇向前的豪迈气概保证红军在贵州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娄山关大捷。

遵义会议之前，为了保证会议顺利召开，红军曾攻占过黔北咽喉娄山关。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决定向北到四川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但遭到敌军的阻截。红军遂西渡赤水，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云南扎西集结，但敌军再次迫近，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为迅速摆脱敌人追击，1935年2月，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接到“消灭娄山关黔敌夺取遵义”的命令。他身先士卒，指挥将士们英勇顽强冲杀，最终击溃了敌军，取得娄山关大捷，重占遵义。彭德怀曾对刘少奇说，敌人是“上午八、九时从遵义出发的，想先占娄山关”。十一时许，红三军团才接到军委要求袭占遵义的命令，“即刻跑步前进”。“武装长途跑步，消耗体力很大，几天都没有恢复起来。我先头部队到娄山关分水线（制高点）时，王家烈部队只隔两三百米”。如果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先占领了制高点，后果不堪设想。娄山关一战，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五日之内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娄山关战役当天，他“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战役结束“已近黄昏”，“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跨越娄山关时，毛泽东极目四望，感慨万千，作《忆秦娥·娄山关》直抒胸臆：“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诗句，大气磅礴，穿越时空，凝聚起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断由胜利走向胜利。

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在国民党苛捐杂税压榨和军阀蹂躏下，贵州人民的生活极度困苦。贫穷的贵州百姓自称“干人”。红军进入贵州境内后，总司令朱德亲自向中央警卫团的干部、战士作报告，反复强调执行民族政策的重要性。他指出：贵州少数民族多，他们受压迫最深，生活最苦，是红军的依靠力量。各少数民族礼俗不尽相同，我们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要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军阀。陈云在以“廉臣”为笔名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录了这样一幕珍贵的镜头：“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询之，始知为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获之谷米，尽交绅粮（地租），自己则终日乞食，因今日气候骤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卧路旁。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毛主席送毛衣”，书写了领袖心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感人佳话。

1936年3月，红二军团一部行军至威宁兴隆厂一带，这里是苗族聚居的村寨。红军离开后，之前因不了解红军而逃离的群众返回村寨，发现不仅各家各户的东西都完好无损，而且还在罗伯亚米家里发现了一碗当地人从未见过的红色小豆。时逢春播季节，他们便拿到地里种下，到了秋天获得好收成。年复一年，当地种豆者越来越多。因小豆是红军送的，为了记住这支纪律严明、作风优良的队伍，当地苗族群众称其为“红军豆”。除了“红军豆”，贵州其他地方的群众还把掩埋着红军烈士的土塚称为“红军坟”，把红军留下的战马称为“红军马”，把红军送给的马灯称为“红军灯”。群众由衷唱道：“太阳出来暖洋洋，红军来了不纳粮。又分钱来又分米，穷人有了救命王。”“打双草鞋送红军，表我干人一片心。亲人穿起翻山岭，长征北上打敌人。去把魔鬼全消灭，干人翻身享太平。”曾在贵州与长征红军接触过的传教士勃沙特（中文名叫“薄复礼”）在他的回忆录《神灵之手》中说：“红军对穷人很好，在艰苦的长征途中，时时忘不了帮助那些贫穷的人们。”因此，红军受到民众的衷心欢迎，“每天有很多人报名参军”。仅在遵义一地，中央红军在短短12天中就扩充四五千名新战士。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红军长征中的贵州得到了生动反映和集中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