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桥儿沟，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旁边山坡上是2020年落成的崭新的延安文艺纪念馆。

记者走进纪念馆，在展板的图片上发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萧军、舒群、罗烽、白朗、塞克、马加……都是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作家，每个人都身着朴素的军装，脸上洋溢着充满希望的笑容。80多年前，这些年轻的作家是如何来到这里的？又是如何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向？

融入抗日的大众斗争洪流中

“1939年初夏，正是滹沱河流域金针花开的时候。

滹沱河涨到半河槽水，从上游漂下来羊粪球，草根，黑枣树叶子，浸在泥混水里，混得像一锅破饺子汤，波浪撞在拦河坝的石头上。激荡着，吼叫着，引导入了大渠，如同一条泥打滚的黄蟒向着滩地奔去……”

这是马加创作于1945年的长篇小说《滹沱河流域》的开篇，小说反映的是晋察冀边区军民的斗争生活。从描写失去的家园到反映解放区的生活，经历了艰难的流亡最终来到延安，马加的创作从内容到风格有了极大改变。而这也代表了东北作家群作家们的普遍状况。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流亡作家们到达关内，他们在寻求光明、寻求救国、寻求救东北的旅途上，思想上越来越多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文艺主张。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们再次面临去哪里的抉择。曾一度聚集于上海的东北作家们在大范围地流亡颠沛之后，分别集中于延安、桂林、香港三地。

萧军经武汉到临汾，又转赴重庆，最后到了延安。萧红逗留武汉、临汾后，与端木蕻良去了重庆，最后于1940年到了香港。李辉英也去了香港。骆宾基经皖南赴桂林，不久又赴香港，后来又移居桂林。穆木天1938年到了昆明，1942年又移居桂林。罗烽、白朗、舒群都辗转去了延安。马加由北平撤离后，做了一段救亡宣传工作，于1939年辗转去了延安。

1940年前后，在香港的东北作家陆续发表了一批具有浓郁东北乡土气息的思乡愤世之作。比如萧红发表了小说《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北中国》等，端木蕻良发表了长篇小说《大江》等，骆宾基写了中篇小说《东战场别动队》等，李辉英写了小说集《火花》及一些散文。这些作品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感情更趋细腻深沉，人物形象更臻成熟，人物内心矛盾和心理描写更为出色，思乡感也更浓，技巧更老练，仍然带有一股鲜辣辣的东北味儿。

而在延安聚集的东北作家数量更多，影响也更大，包括萧军、罗烽、舒群、白朗、塞克、马加、于黑丁、师田手、蔡天心等。在“文协”延安分会的27名理事中，东北作家占了6人。他们从此融入抗日的大众斗争洪流中，同时也为东北进步文学开辟了新的天地。

十九位作家发声：我们没有一刻忘记东北

“殷红的血映着火红的太阳，

突进的心，急跳着复仇的决心，

我们是黑水边的流亡者，

我们是铁狱里的归来人……”

“二月里来好春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

多捐些五谷充军粮。”

两首作品都出自东北作家塞克之手，前一首是创作于1934年的《流民三千万》，后一首是到延安之后的作品，创作于1939年。两首作品的风格有了明显变化。

在新的生活环境中，东北作家开朗、欢乐而自信，他们自觉地拥抱这块光明的土地，一扫过去孤独奋斗的寂寞。萧军除与舒群共同参加丁玲主持的当时延安大型文艺刊物《谷雨》的编辑工作外，还主编《文艺月报》，编辑《鲁迅研究丛刊》。罗烽1939年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作家战地服务团宣传部部长，1941年又任“文协”延安分会第一届主席，从事延安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塞克于1939年“九一八”前夕，创作了剧本《流民三千万》。当时，《满洲囚徒进行曲》曾轰动延安。东北作家的活跃、实力和影响，在延安文艺界令人瞩目。

东北作家在延安还有过一次值得纪念的小小聚会。1941年“九一八”这天，19名作家联名在《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上发表了题为《为“九一八”十周年致东北四省父老兄弟姊妹书兼寄各地文艺工作者》的信，表达了“我们没有一刻忘记，我们是东北三千万受难的骨肉”的心声。这19名作家是白朗、白晓光（马加）、石光、李雷、狄耕、郭小川、纪坚博、高阳、梁彦、师田手、张仃、黑丁、舒群、雷加、蔡天心、罗烽、萧军、魏东明、高更。

东北作家全身心投入到解放区火热的生活中。他们作品的基调也由书写痛失家园的悲怆、严峻、压抑的冷色一变而成为表现抗日根据地军民生产生活的热烈、明朗、富有朝气的暖色，作品的主题也由“东北的”和“流亡的”转向对解放区生活的表现上。

“流亡的”文学被“解放区的”文学所代替

在东北作家群中，马加是重要的一位。马加的长子白长青的家也是马加生活了很多年的地方，房间的陈设还留着很多他当年的影子。一块“人民作家”的牌匾、一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合影，就挂在客厅墙壁最显眼的位置。

2000年，马加被辽宁省人民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授予马加同志人民作家荣誉称号的决定》中写道：“著名作家马加同志早在原东北大学读书期间，就曾经创办过革命文学刊物《北国》，开始了文学创作，迄今已有70多年的写作生涯。……70多年来，马加同志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一直坚持为革命、为人民而创作，牢牢把握正确的文艺方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辛勤培育了许多文学人才，为文学艺术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白长青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合影中寻找着父亲的身影，深情地回忆起父亲曾经讲述过的参加座谈会的很多细节。

1942年5月2日13时30分，延安杨家岭的会议室里，近百名被邀请来的文艺界代表坐在长条板凳上，静候着毛泽东的到来。这里要召开的就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萧军、马加、罗烽和白朗等东北作家群代表也坐在长条板凳上，白长青说父亲曾对他说：“在杨家岭山下的大礼堂里，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我不能忘记那宝贵的时刻……”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开创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新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它像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照亮了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前进的道路。无数革命文艺工作者怀着一颗火热的心，积极响应《讲话》的号召，深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生活，到工厂，下农村，去部队，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马加先后发表了《光荣花的获得者》《宿营》《箫克将军在马兰》《通讯员马林》《间隔》等前方战地速写，白朗写了小说《诱》，舒群写了《吴同志》《快车的人》，黑丁写了《我们第四大队》《炭窑》，罗烽写了《追逐》及一些杂文，雷加写了《黄河晚歌》，塞克写了《生产大合唱》等表现八路军和解放区生活的歌曲。师田手、李雷、梁彦、张仃也都勤奋不辍地创作着。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马加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连载了长篇小说《滹沱河流域》，描写晋察冀边区军民的斗争生活，广受赞誉。它是作者实地深入前方生活的结晶，代表着这一时期延安的东北作家的最高文学成就，在某种意义上，也标志着东北流亡作家创作阶段的结束。

东北革命的文学仍在继续前进，东北作家仍在前进，并开拓、迈进一个新的历史和文学领域，这就是历史运动的规律。在他们身后，一代新的东北作家又在崛起，连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