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枚银质五角星奖章，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奖章呈五角星状，每个角上都刻有一个字，连起来为“红军学校奖”。奖章的一面中心是由一支步枪和一架飞机组成的图案，背面刻有“对空射击手”5个字。这枚奖章记载着一个红军用步枪击落国民党飞机的传奇故事。

王文礼，陕西省长安县细柳乡人，1929年到冯玉祥部当兵，后升任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第73旅董振堂的警卫排长，1931年12月随董振堂参加宁都起义，成为红五军团的一员。1932年初，进入工农红军学校步兵科学习，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留校任教官。

一天，王文礼与第五期学员在野外进行战术演习，突然，空中飞来3架国民党飞机。它们盘旋着对学员俯冲扫射，接着投弹轰炸。顿时，浓烟四起，火光冲天，几名学员当场牺牲。

王文礼和学员们看着飞走的敌机，恨得咬牙切齿。一会儿，敌机又飞来了，肆无忌惮地对着人群俯冲扫射。王文礼抓过一支步枪，瞄准一架敌机就是一枪，敌机没有伤到要害，飞走了。另一架敌机又飞来了，仍是疯狂地俯冲扫射。王文礼举起步枪，对准敌机，重新调整后仔细瞄准，又是一枪，击中油箱，敌机尾巴冒着浓烟一头栽了下来。大家跑过去一看，飞机是法国制造的，机上的三人已全部死亡。

王文礼用步枪击落敌机之事不胫而走，为表彰王文礼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红军学校授予王文礼“英雄对空射击手”光荣称号。刘伯承主持召开表彰大会，亲自为他戴上了这枚奖章。王文礼击落敌机，是红军一个偶然的胜利，却成为我军防空的开始。后来，王文礼调任福建兵站站长。

1933年10月下旬的一天，国民党军轰炸机在瑞金投下数枚炸弹，在李德和项英驻地门口炸出几个大坑，所幸没有造成伤亡。为保卫中革军委和红色首都，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革军委紧急会议，决定成立军委防空科，任命从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毕业归来的王智涛为防空科长，筹建防空部队。防空科从江西、福建各部队抽调了9个排，从瑞金部队抽调了3个排，组成防空训练队。每排带三挺重机枪，每枪配250发子弹。王智涛设计了高射架和瞄准具，调来了老军工郝郗英和几位工人，将这些重机枪改造成了高射机枪。经过3个多月培训，400多位没有摆弄过高射机枪的学员，掌握了防空的技、战术。防空训练队结业，9个排的学员回到各师，3个排留在瑞金，组成军委防空队，分别配置在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周围的3个山头，组成对空火力网，保卫首脑机关的安全。中革军委任命王智涛担任防空司令。

王智涛起草了中革军委《关于对空防御的指示》，1934年4月10日，由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发，文件附图，帮助了解对空防御的方法、各国飞机标志识别等。周恩来指出“敌人的空中优势对我军威胁太大，全军应高度重视防空。各个军团要加强部队的防空训练。有条件的话，还要再多组建一些防空队、防空排。”仅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军就击落敌机一架，击伤敌机两架，抓获国民党飞行员。敌机的突袭也明显减少，即使偶尔临空也不敢像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低空飞行了。

1979年，王文礼之子王侃中把这枚奖章捐献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这枚奖章被评为一级革命文物，它见证了我军以弱胜强的智慧以及在艰难岁月中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军事创新。

（作者系《澎湃防务》特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