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9月9日9时，三九良辰，曾饱受战争之苦的南京城，彩旗招展。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内，签署投降书。至此，抗日战争终得胜利。

这场签字仪式，只有短短二十分钟。而关于日本的投降书，以及中国战区受降的各项具体事宜，在十几天前就于湖南芷江完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1日，日本降使今井武夫垂头丧气地赴湖南芷江乞降，交出了侵华日军兵力部署图，接受了载有命令日军投降详细规定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

芷江受降，雪洗了百年民族耻辱，近代中国首次以战胜国姿态受降。芷江，这座湘西边陲小城，也由此成为中国战区第一个受降地，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光辉一页。

更改受降地

在江西上饶玉山县东五里洋村的一片农田中，有一段不到百米的机场跑道，周围杂草丛生，到处都是砂石。

如果没有人指引，鲜有人知道，这里曾是一处军用机场。当地的老人还记得，始建于1934年的玉山机场，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76年前的一天，这里接到一项紧急任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致电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要求“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国民政府对受降事宜高度重视，急电江西玉山县政府：火速准备，整修机场。

曾参与玉山机场跑道修补工程筹备工作的胡光虹，在《玉山飞机场》一文中回忆道：“玉山县府派了数千名民工，拉去大滚筒，花了三天三夜时间，将破损的地方，全部修复。并搭了一座礼堂式的台子，做了一套接受日军投降代表用的立筒式洗澡盆和座椅等。”

万万没想到，筹备工作刚刚告成，国民政府突然又来电告知，受降地改在了湖南芷江机场。

8月17日下午，蒋介石收到冈村宁次同意派员前往玉山的复电。当天，蒋介石又急忙致电冈村宁次，“玉山机场目前不能使用，改为湖南芷江机场，何时起飞，另行通知。”

为何在紧张筹备之际，不到三天的时间里，蒋介石急匆匆更改受降地？很显然，“玉山机场目前不能使用”，只不过是一句托辞。

当时，针对把玉山机场作为受降地，国民党一些高层人士提出了异议。

由于玉山处于敌占领区，大部分日军还不服输，负隅顽抗。冈村宁次在广播中听到《终战诏书》后，还向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去电请示，称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有百万余众，且连战连胜，何以言降？直到8月17日，他给蒋介石复电时，仍在叫嚣：“必要时应行使武力自卫”。

如此一来，在玉山机场进行受降，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不利于在心理上给日军投降代表造成压力。此外，玉山机场远离后方，通讯、交通都较为不便，不利于部队机动。

因此，国民党一些高层人士均认为，玉山机场不利于受降顺利进行，有必要更改受降地点。但将其改为何处，仍莫衷一是。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参谋长冷欣等人，建议把受降地点放在江西上饶；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建议把陆军总部从昆明推进到湖南芷江，在芷江进行受降。

几经商讨后，蒋介石采纳了魏德迈的建议，将受降地由江西玉山改为湖南芷江。

芷江机场

芷江，湘西群山深处的一座小城，地处云贵高原东缘和雪峰山脉西脉之间。水河自西向东蜿蜒芷江全境，至黔城汇入沅江，这里自西汉建郡以来，素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之称，是通往西南诸省的边陲要冲。

1934年，军事家蒋百里曾预言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是持久战，他在御日国防建设中极力主张“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中国战时大本营宜设在湘西芷江、洪江一带，这地区有森林、矿产，又有沅江流贯其间，是天然的防守地带。”

同年，蒋介石电谕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将来绥靖川湘黔三省边境计，令在芷江修建飞机场。”但由于当时技术力量薄弱，机场的勘察工作一度搁置。直到1936年10月，芷江县政府抽调两千余名民工，在县城东门外约1公里处，以原教场为基础，建成一个800米见方的飞机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烽火四起，全面抗战由此开始。芷江作为通往西南诸省的必经之地，捍卫大西南后方的军事地位尤显重要。

时任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陈纳德建议蒋介石，在湘西芷江设防，加速扩修军用机场。于是，蒋介石紧急电令湖南省政府：“将芷江机场由现在的800米见方，扩修为1200米见方的大型军用机场。”

战事趋紧，时间紧迫。而芷江机场的扩修，工程浩大，包括修建跑道、停机坪、排水道及隐蔽弹药库等。在没有机械设备的情况下，当时一切工作全靠人背肩扛，难度可想而知！

为争取早日建成机场，湖南省政府只好采用人海战术。麻阳、晃县、靖县等芷江周边11个县，近两万名精干劳力相继汇集芷江，迅速投入到机场建设中。

“清早，大家吃了早饭，扛着自己的锄头，挑着自带的畚箕，像蚂蚁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工地。”于1938年参与机场修建的申正德回忆，“工地早就分派好了工，大家随着工头指定的地盘动手。开头大家合着挖，劲头很足，有说有笑。”

压路机是修机场最重要的设备，但在当时，中国没有这样的器械，劳工们因陋就简，用5吨多重的大石碾取而代之。指挥人员挥着小红旗，一声哨下，数百名劳工齐力拉着巨碾，来来回回反复碾轧。

“飞机的跑道，都是靠人拉着石碾轧出来的。”曾在芷江机场总站无线电台当通讯兵的刘道民，对这一幕仍历历在目，那时，他天天在街上看到大人们去修机场。

男人们挥舞银锄，将一块块顽石砸碎，妇女儿童再用铁锤将其一锤锤敲碎后运到机场。脚步声、吆喝声、铁锤与顽石的碰撞声，夜以继日在芷江上空回响。不到十个月的时间，芷江机场扩修工程，终于在1938年10月底前竣工。

亲自设计并指导芷江机场建设的陈纳德，对此颇为感动。他在回忆录中称：“中国人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平山整地，开出了一个有5千英尺跑道的机场，以安置那些还在洛杉矶巴夫洛工厂制造的飞机。”陈纳德感慨：“我们在华的百余个机场，都是千千万万中国男人、女人和小孩流着血汗，辛苦地徒手筑成的。”

然而，对任劳任怨的中国人来说，内心只有一个期许：机场建成后，能扭转战局，早日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湘西会战伏笔

从1940年开始，芷江机场经历多次加固扩修，成为仅次于昆明空军基地的“盟军第二大军用机场”。1944年初，大批中美空军进驻芷江机场。中美空军的鲨鱼式、野马式战斗机等，先后汇聚于此，最多时达三四百架。

美国“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将驻芷空军的作战区域划定为“以华中特别是黄河以南、平汉铁路以西地区”，旨在夺取华中地区制空权、空战歼敌。此外，驻芷空军还担负对日军粤汉、湘桂等铁路、公路运输线及长江、湘江、洞庭湖等水路运输线的轰炸和封锁，切断日军后方补给、阻滞其南下西进，支援中国地面部队作战。

从那时起，战斗机、轰炸机频频从芷江机场起飞，不断轰炸日军在华的军营、机场、码头及后勤运输线等，使日本交通运输陷入瘫痪状态。

芷江机场成了日军的心腹大患。为了挽回颓势，日军也对其狂轰滥炸。曾在航空第二修理厂当民工的杨序成，在《抢修机场跑道》中回忆：“日本飞机轰炸芷江机场，炸弹多半扔在跑道上，投下一枚炸弹就是一个大坑。敌机飞走后，我们就拼命挑土填坑，填好坑，夯紧，很快就能让飞机在跑道上行驶。”

彼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从日本本土到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也被切断。由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经过中国至朝鲜釜山的大陆交通线，成为日军坚持东亚大陆作战的唯一生命线。但由于中国军队还控制着中国的河南、江西、湖南、广西等地，这条大陆交通线并没有贯通。

日军已如强弩之末。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覆灭中国空军基地，1944年4月，日本下达“一号作战命令”，调集50万兵力，发动豫湘桂战役。激战之下，长沙、衡阳相继被日寇占领，柳州、桂林先后失守。

中美空军在华中华南的几处重要机场均遭日军破坏，芷江机场成了当时唯一的前线机场。对日军来说，摧毁芷江机场，已势在必行。

1945年1月29日，日本决定发动“湘西会战”，摧毁中美空军的战略基地，并一举占领湘西，威逼重庆。日军第20军团司令官坂西一郎，从湘东、湘南及桂北共调集约8万兵力，分北、中、南三路，向湘西进军。

芷江危在旦夕。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任命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为总指挥，下令死守芷江机场。何应钦深知，这一役事关全局。

何应钦指挥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第三方面军汤恩伯等部参战。为确保万无一失，廖耀湘的新编“王牌”第六军作为总预备队，连同轻型坦克、无后坐力炮，被C-46型运输机从昆明运到芷江。这种大规模的立体军力补充方式，在当时尚属首次。

4月9日，湘西会战拉开序幕。中国军队集结20多个师、总兵力近20万人，利用南北横亘、蜿蜒七百多里的“雪峰天险”，节节抗击，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展开“芷江保卫战”。

驻芷空军的飞机则倾力出击，对湘西雪峰山战役区日军阵地，进行连续地毯式轰炸。据统计，会战中，中美空军共出动战机2500架次，投弹100多万磅，发射机枪弹80多万发，重创日军，迫使其溃退。

雪峰山东麓洞口县江口镇青岩村村民肖岩生是这场战争的亲历者。他犹记得:“我在山上看到，中美空军的飞机一批接着一批地飞到江口、青岩一带轰炸日本侵略者。日军没有任何防空武器，被炸得哇哇直叫，山上到处都是被炸得血肉横飞的日军尸体。5月8日下午以后，日军像潮水一样溃败了。”

激战两个月后，日军以彻底溃败而告终。中国军队凭借正确的战略战术与军力装备的优势，奋勇杀敌，共击毙日军12498人，伤23307人。

美国《纽约时报》对此发表评论说：芷江会战胜利佳音，可视为对日战争转折之暗示。

此言得之矣。湘西会战击溃了日军主力，不仅挫败其占领芷江机场的阴谋，还提高了中国军队“反攻之士气”。芷江，成了日军丧师折兵之地。

仅仅两个月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就传到中华大地、传到芷江。

受降大院

1945年8月10日，蒋介石电令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来南京开会，商讨总反攻事宜。会议尚未结束，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突然传来，所有人喜出望外。

一开完会，萧毅肃急匆匆赶回重庆家中。他的儿子萧慧麟、萧民元，看到一年都不回来一次的父亲格外惊喜，在《我父亲主持芷江受降》中回顾：“那天我爸爸好高兴，他一进门说日本投降了，当时我家住在重庆市凯旋路，我妈妈高兴地说——这条路真是凯旋路！”

喜讯很快传开。翌日《中央日报》报道了重庆百万市民兴奋的不眠之夜：“街上是一片狂欢的人海。每个人对每个人，每群人对每群人，都打着招呼‘啊！啊！’，互相道贺。大家的感情在泛滥！升华！熟朋友碰面了破例地张臂拥抱，起码也亲密地互相拍拍肩；‘要回家了’！”

胜利的消息突如其来，国民政府欣喜的同时，也有些措手不及。彼时，大量侵华日军仍占据着华北、华东等地的主要城市，接收失地和举行受降仪式，成为当务之急。

时任中国派遣军第四方面军中将参谋长邱维达、中国陆军总部第四处处长刘措宜在《国民党受降片段回忆》中提到：“日本投降这件事对国民党来说，事出突然，陆军总部毫无准备。会上只决定由何应钦先率领参谋长萧毅肃、副参谋长冷欣、第四处处长刘措宜、炮兵指挥官彭孟缉等到芷江与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协同进行筹备工作，并电冈村宁次派代表到芷江接受指示。”

1945年8月18日，蒋介石致电冈村宁次，告降使8月21日来芷江，规定人数、标志盟机护航、须带表册、联络呼号等共七项应遵守事项。

当天，中国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蔡文治等赶赴芷江。他们从第四方面军和新六军中抽调了一批精干人马，组成“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筹备处”，安排受降所需的人员分工、场地安排、交通车辆、治安维持等工作。

紧接着，蒋介石在重庆紧急召集行政院顾问团及中央各部代表开会，讨论和宣示芷江受降有关事宜，确定受降代表团人员。同时，军委会决定在芷江设立陆军前进总指挥部。

由于日本降使今井武夫的职衔是副参谋长少将，何应钦安排萧毅肃直接出面会谈。考虑到两军代表军阶的大体对等，何应钦指派新六军政治部主任陈应庄少将、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陈昭凯上校改佩少校军衔，负责对日军投降专使的警戒和接待工作。

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为确保典礼筹备安全，筹备处用红、粉红、黄三种颜色的布料，印制了“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出入证”。出入证严格按照规定，发给有资格参加典礼的代表、中外记者和办事人员等。此外，凡涉及受降典礼的信笺、请柬、毛笔等，都写有“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的字样。

原国民党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副官王志廉、王甸明就是用刻有“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字样的毛笔，缮写何应钦下达给冈村宁次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王志廉后来回忆：“我们在餐厅中秉烛夜书，迄至深夜12时许始告完成，虽称辛劳，然精神振奋，毫无倦意。”

受降会场设在芷江城外七里的七里桥。这里有中美空军基地的营房和几间招待所。由于时间有限，中美空军第一招待所的三栋西式平房，被临时改为“受降大院”。

“受降大院”本不宽敞，参加受降典礼的人源源不断，就变得越来越拥挤。原定一个人的房间，也只好安排三四个人合住。当时，一到开饭时间，上百桌挤得满满当当。负责招待庶务的第四方面军副官处的赵汝汉处长，累得直呼：“不得了！不得了！”

举办受降典礼，需要大量会务物品。当时招待所里的桌椅板凳不够用，负责会务的第四方面军副官主任李铮，为此急得火烧眉毛。

李铮带着办事员跑遍芷江城每个角落，到处搜集购买会场用的桌椅板凳，但搜集到的桌椅参差不齐，临时赶制又来不及。正在李铮发愁之际，第四方面军驻安江的一位团长告诉他，安江县政府和湖南在安江一、二纱厂有一批好家具。随后，李铮匆忙开着几部大车，把县政府和纱厂里好一点的桌椅沙发都搬到了芷江。

忙了三天三夜，筹备处终于在受降典礼前一天，一切准备就绪。

1945年8月20日，何应钦及其随员、顾问等60余人，由重庆乘4架绿色运输机飞抵芷江。各方面军司令、全国各地的记者，也都在这一天纷纷赶到芷江。

当晚，何应钦组织召开了几个会议，安排受降典礼的程序、手续、注意事项等。萧毅肃的儿子萧慧麟回忆说，“由于近代中国从没有接受别国投降的先例，也没有日本向他国投降的先例可供参考，受降前的晚上，中方特意把德国投降的影像资料放映了很多遍。但除了尊重对手私人人格这点可取之外，没有其他可供参考的地方。”

会议商定，对日本来的降使代表接待要合理，但要冷淡。降使代表的起居饮食，不但要规定时间，而且应以号音为准，严肃庄重，方不失战胜国风度。同时，所有标语、便条均应印有“V”字，表示胜利。

胜利荣光

1945年8月21日，芷江城在一片欢喜中醒来。

时任重庆《大公报》记者的顾建平，在《芷江观光》一文中写道：“濒依氵无水的芷江，热闹繁荣，据说为空前未有。县城门口有一红色对联，写着‘庆五千年未有之胜利’‘开亿万世永久之和平’，字大如斗。商店酒家结彩，户户升旗，噼噼啪啪的鞭炮，还没有放得尽兴。我们在街上巡视一周，除了看到拥塞的各型汽车以外，便是红红绿绿的联语，其中很多采用‘日本投降了，天下太平矣’两句简单明了的现成白话。”

这一天，芷江城的男女老少，迎着晨曦，纷纷从不同方向涌入城东的机场。人们脸上笑意盈盈，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有人高兴地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一个强大的国家因战败了而向我们投降，对这种盛会，哪肯放过机会，谁不想见识一下。”

很快，芷江机场被围得水泄不通，四周人头攒动。人们站在白石灰划出的警戒圈外，翘首以待。警戒圈内，百余架飞机、数百辆吉普车等，整齐停放在机场跑道上，到处是岗哨。

上午11时许，机尾系着红布条标志的日本降机，在3架“野马”式战斗机的偕行下，缓缓降落芷江机场。一瞬间，数千名中美官兵、记者蜂拥而上，警戒圈外的人们也开始骚动。

当时参与采访的记者李英写道：“我们赶到飞机场，只见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好容易才挤进采访棚，刚坐下不到十分钟，就听见隆隆的机声由远而近，今井武夫乘坐的飞机出现在芷江的上空，绕场三周，一则表示对中国军民致意，一则向地面请示：是否准许他们降落。临场指挥官命令侍从从地面发出准许降落的信号，日机才徐徐降落在芷江机场上。”

日机降落前，今井武夫从空中俯瞰芷江机场。他忽然明白日军在此丧师折兵的原因，“从飞机上方俯视芷江机场，只有一条单方向的跑道，并未很好地加以铺装，但是分散隐蔽在各处的飞机却有数百架之多……与日本空军简陋的现状相比较，不得不惊叹敌方空军实力之雄厚。”

但为了顾全日本人最后的体面，今井武夫赴芷江受降，乘坐的是冈村宁次型号为“MC”的专机。抗日战争期间，它一度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彼时，已漆皮脱落，布满弹痕。就连今井武夫自己也觉得，“越看越觉得寒酸，实在也是万不得已。”

舱门缓缓打开，今井武夫一身戎装，佩军刀，低头从飞机中走出来，询问是否可以下机。陈应庄应允后，上前检查机组人员的名单。几名宪兵，同时上前检查机组人员所携带的五只皮箱。

随后，陈应庄引导今井武夫及其随员等八人，分别乘坐四辆插有白旗的吉普车，绕机场一周后，驶向氵无水河畔的七里桥会场。

这一幕，让在场的群众兴奋不已。有人举起相机拍照，有人扯下日本降机机尾的红布当做纪念，还有人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严惩日本战犯”的口号阻挡车队前行。

今井武夫、桥岛芳雄、前川国雄等一行人，坐在吉普车上，面带戚容，情绪颇为紧张。他们犹如过街示众的囚犯，徐徐穿过人海。

从卢沟桥事变到策划成立汪伪政府，今井武夫作为日本侵华期间的高级军事特务，曾在这片土地上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会“铐着双手来乞降”。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战败的我们，犹如一堵黑暗的墙壁隔断了前途，绝望的孤寂感和不安的心情是不能消除净尽的。”

联想到日军曾对新加坡的英军和菲律宾的美军降使，“强迫他们只准说‘是’或者‘不是’”，今井武夫忧心忡忡。这一天，他已做好蒙受战败屈辱的准备，“在某种场合，会有生命危险也是迫不得已的。”

最后的较量

芷江受降，举世瞩目。这一天，芷江城处处张灯结彩，受降会场也经过精心布置。

会场正门，左右各立一座松柏枝扎起的牌楼。左牌楼入口处缀“公理”两字，中间为象征胜利的“V”字，上面扎有“和平之神”；右牌楼亦然，入口处缀“正义”两字。会场门前的空旷地，高竖中、苏、美、英四国国旗。

进入会场，一栋黑色结构的木平房内，以木栅为界分东西两区，东区墙上挂有孙中山画像。画像前置有几张长桌，铺着雪白的桌布。当时参与报道的《宁远日报》记者易君左形容说，这些桌子看起来“好像是法官的案台”。而在西区则只有一张长桌，是预留的记者席，墙上悬挂着一口大钟。

受降会议开始之前，在场的政要、士兵、中外记者都处于兴奋不已的状态。据易君左描述，房间一端，“喜气洋洋的中美军官互相道贺，而最突出的是主持会议的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将军和美国代表巴特勒将军响亮的笑声。”另一端的记者席，几乎被外国记者带来的打字机霸占，打字机的声响甚至盖过了人们的喧哗与嘈杂。

《中国晨报》记者严怪愚当年曾是湖南报界在现场的记者之一，他注意到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郑洞国、张雪中等国民党高级将领，都列席了这次会议。但由于会场面积有限，数十名中外记者，不得已被挤在了走廊和会场外面旁观。

15时20分，今井武夫等四名日本降使脱帽步入会场。他们走到空位处，在众目睽睽下，向面对坐在主席位置的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副参谋长冷欣、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和翻译官王武上校，深深鞠了一躬。萧毅肃等未回礼，只说了一句：“请坐!”

今井武夫就坐后，没有解下腰间的军刀。在会谈开始前，他就恳请中方：日本人素视军刀如生命，取下军刀，就等于坏了性命。于是，萧毅肃特许今井武夫保留军刀，他对此感激不尽。

会谈伊始，萧毅肃先是介绍了自己左右两边的中国代表及美国方面代表，接着用命令的口气说：“我受何应钦总司令的委托接见你们，请你们说明身份，交出身份证明书！”

日英文相继译毕后，今井武夫介绍了自己和随员，低声报告说：“我受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遣前来晋谒中国战区负责人。我的任务就是在停战协定签订前与贵官联络，没有权力决定、也没有权力在任何文件上签字。”

今井武夫只言“停战”不言“投降”的表述，引起中方代表的不满。萧毅肃怒斥道：“日本天皇已下诏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命令日军停止战斗，交出武器。贵官是冈村宁次将军派出的投降代表，前来接受中国战区关于侵华日军投降的命令。你在口头报告中用‘停战’代替‘投降’一词，殊为不妥，特予以纠正。”

因此，今井武夫一面唯唯称是，一面在呈交相关文件时又不甘示弱。早在三天前，中方就已电令冈村宁次，命其把中国大陆（除东北三省）、中国台湾和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所有日本军队的指挥系统、兵力分布、机场、舰艇、弹药库、布雷区的位置和现状之表册图籍全部呈交。

但今井武夫表示，只带了日军在中国战区的兵力部署图，并无表册，而该图上并没有中国台湾和越南的兵力部署情况，理由是驻扎在这两个区域的日军不属冈村宁次管辖。

与此同时，日本翻译木村辰男只译到此地就停止了。中国方面的日文译员立刻站起来说：“今井少将的话还有两句没有译出来，‘东三省、越南和台湾的大概情形是可以知道的’。”

在不断的较量中，会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负责现场拍摄的美国摄像师捕捉到一个细节：日军中佐参谋桥岛芳雄坐下之后，如坐针毡，一直紧张得不停擦汗。而在一旁的今井武夫，头上也直冒汗珠。

17时许，中美代表用中、日、英三种语言，宣布了要求今井武夫转交冈村宁次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中规定，在中国战区内的日本陆海空三军应接受命令，向中方指定之受降主官全部投降。

今井武夫接过备忘录，要求对内容有所说明，却被萧毅肃“可以不必”四个字挡了回去。萧毅肃令其转告冈村宁次，中方将派冷欣到南京设立指挥所，以便让日军投降事项顺利进行；中方将在最短时间里空运部队到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希望日方配合做好准备。受降会谈由此结束。

直至此刻，今井武夫才意识到，日本战败投降的事实已不可逆转。但令他感激的是，“各参谋无不表示对日方深切的谅解，始终以武士道的态度相待，与其说是对待敌国败将，不如说好像是对待朋友一样。尤其是钮先铭少将，他的言行甚至可看出要警惕不致使败军使节负辱自杀。”

签字地改南京

原本定在芷江的受降签字仪式，突然发生变化，签字地点改为南京。

与今井武夫会谈结束后，何应钦接到魏德迈来电。魏德迈表示，受降签字是举世瞩目的大事，签字地点不宜放在芷江，应改为南京。

对于这一建议，何应钦并不苟同。他认为，南京当时还在日军控制之下，受降签字在南京有诸多不便，仍在芷江为妥。

8月21日，何应钦电请蒋介石：“渝委员长蒋：倾据麦克鲁将军电称：奉魏德迈将军电略称：冈村宁次签字地点宜在南京，但日前在渝决定在芷江，并已准备一切，询职对此项改变意见如何等情。职意以为钧座若指定必须在南京受降，职当遵命前往，惟在未签字前，我新六军尚不能开始空运，若职个人前往，在敌势力之下，诸事进行必感困难，经研究结果，似以仍在芷江较为妥当。如何。乞点示遵。职何应钦。”

次日，蒋介石从重庆给何应钦发来急电：“可与日代表在芷江会商各款，签字地点决改在南京。中正。”

受降签字改在南京，诸多难题接踵而来。在中国军队尚未确实控制的城市，若只在形式上举行受降仪式，实质上没有军队去占领它，那么日军的武装由何人去解除？受降之后，南京如何去接管与保卫？

权衡利弊后，萧毅肃对此提议：“应等我们的武力能确实控制南京后，在该地举行‘中国战区受降签字典礼’，并立即在该地区解除日军武装。各种接收工作也才能在国军的武装协助下一并进行。否则，将失去保证。”

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蒋介石遂核准将受降签字典礼改在南京举行，致电何应钦：“芷江何总司令勋鉴：一、美军总部接麦克阿瑟将军来电谓：日政府正式投降，于8月31日始能签字。中国战区接受冈村宁次之正式投降，须待东京总投降签字，及大军空运南京、上海已开始后，始可在南京签字。预计受降日期，约在9月4日或5日。”

8月23日上午，何应钦会晤今井武夫，面告日本投降正式签字地点定于南京。当天下午，今井武夫一行，从芷江飞往南京。

随后，何应钦一边在芷江处理受降后续事宜，一边筹备南京的签字仪式。但要空运部队到南京、上海、北平等地，短短几天的时间绝不够用。于是，他电请蒋介石：

“前奉钧座电令，指示日军投降地点在南京，日期约在九月二日或五日，并须在空运军队大量达到后举行，新六军及九十四军空运，预定九月一日开始等因。查全军已于三十日准备完妥，但截止本冬日，空军尚未开始。因以上原因，签字日期，拟请确定为九月九日，可否？乞核示，并请钧座转饬第六军及九十四军之空运，从速开始，军有在京沪略事部署之余裕时间。”

征得蒋介石同意后，何应钦因此有了宽裕的时间调兵遣将。他在芷江部署了中国战区受降的全部事宜，直到9月8日上午9时，才从芷江飞临南京。

9月9日9时，三九良辰，“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在南京原中央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宣告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失败。

受降纪念坊

受降一日落芷江。作为中国战区第一个受降地，芷江不仅见证近代中国首次以战胜国姿态受降，也因此而名扬于外。

受降结束后，芷江各界召开祝捷大会。何应钦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芷江这一个僻处山丛的小城，因8月21日日军降使速来洽降，忽已闻名世界，在历史上留下永不磨灭的光荣一页。”

为纪念这一光荣时刻，1946年，湖南省政府派设计委员陈誉膺和芷江县县长杨化育，拟定《芷江受降城设计草案》。受降城草案包括建受降纪念馆、抗战纪念馆、抗战胜利纪念碑等，意义深远，“既纪战功，长国民志气，又以教育后代，永志不忘。”

但建设受降城工程浩大，需要大量经费。当时，国民政府仅拨下285万法币经费，不过杯水车薪。县长杨化育立下誓言：“即使扒城挖砖也要建一座凯旋门”，以此祭奠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烈。

克服种种困难后，1947年2月，受降纪念坊终于在氵无水河畔的七里桥建成。纪念坊四柱三拱，通高8.5米，上砌砖柱，水泥表面，刻着国民党军政要员的题词题额。

远远看上去，受降纪念坊如同一个大写的“血”字，象征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战，3500多万同胞为此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的胜利与和平。文革期间，受降纪念坊被红卫兵当作“四旧”销毁。

1982年，日本历史教科书将“侵略中国”的记述改为“进入中国”；时任首相的福田赳夫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前往靖国神社祭祀和参拜……日本的种种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怒火。

邓小平对此指示：“日本修侵略之碑，我们就要修反侵略之碑”。湖南省文化厅文物处根据这一指示，决定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前，复修芷江受降纪念坊。

关于复修计划，芷江县政府提出“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尊重历史，顾全祖国统一大局，‘受降纪念坊’恢复原状，保留原规模、原题词题名，但在质量上要比原来坚固，争取修好一点。”

“争取修好一点”并非易事。原芷江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江柏永参加了这次复修工程，据他描述，纪念坊题词题名原水泥塑字改用石板，采用旧志称为“紫袍玉带”的明山石。采石地点，在距城12公里的明山山腰，需人工抬运4公里才能装车。好在当地有技艺娴熟的工人，困难虽多，但都克服了。

芷江百姓对复修受降纪念坊，也念念不忘。有人提供线索，此前拆毁的一块大碑，被抬去修抽水机台了。工作人员赶到抽水机台，看到一块石碑斜斜地铺在水圳边上。抬出来才发现，是嵌在受降纪念坊背面上端正中的《芷江受降纪念坊记》碑刻，立即便请人抬回工地；还有人在当地发现了纪念坊“彪炳千秋”的落成碑，主动送回到受降会场旧址。

1985年8月，复修受降纪念坊终于告竣。同一年，受降会场旧址也得到了恢复，一切都按原样陈列。江柏永在《受降纪念坊复修记略》中写道：“安江纱厂无偿捐献了有‘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刻字的九屉桌1张，沙发3张，办公椅11张，这些均已鉴定为国家一、三级文物。”

如今，芷江已在受降纪念坊和受降会场旧址的基础上，建成和平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湖南抗日战争纪念馆、飞虎队纪念馆。这让追忆历史的游客，纷至沓来。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办公室统计，今年以来，已接待游客超90万人次。（本报记者 张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