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简称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下，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在与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北地区与陕北红军会师，完成长征。红二十五军是唯一发展壮大的长征队伍，是长征途中唯一创建了根据地的队伍，也是最先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西北地区红军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红二十五军长征艰苦卓绝、迭挫强敌，不仅是红军将士英勇的奋斗史诗，更是对党忠诚的光辉典范。

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北上抗日

1934年8月，程子华受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遣到达鄂东北地区，传达中央的指示：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举行常委会议，一致同意中央关于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指示，坚决执行北上抗日的命令要求。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出发长征。行军途中，红二十五军通过张贴告示、书写标语、散发传单等方式，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开展政治攻势。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秘书长郑位三，在部队经过沿途，每遇围寨，都事先给寨主头目写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1934年11月30日，在进入伏牛山区后，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出布告，明确宣布调动队伍北上，就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红二十五军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方针，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长征途中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根据花山寨会议精神，红二十五军将在桐柏山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到达这里后，发现桐柏山区距离平汉铁路太近，又面临汉水，战略回旋余地不大，难以立足发展。此时国民党军前堵后追，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桐柏山区。中共鄂豫皖省委认真分析形势，果断决定率领部队向伏牛山挺进，相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到达伏牛山区后，经过多方调查情况，了解到这里地域狭窄，人口稀少，粮食和物资都很缺乏；同时，豫西“内乡王”别廷芳在这里统治严密，盗匪出没无常，地主围寨很多，发动群众、开展工作艰难，也不是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理想地方。因此中共鄂豫皖省委再次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进军方向，决定继续西进。

1934年12月上旬，红二十五军进至陕西洛南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会议，认为豫陕边界地区敌人统治比较薄弱，人民生活贫困，阶级矛盾尖锐，加上这里山大沟深、丛林茂密，回旋余地较大，便于活动，符合中央关于创建新根据地的原则，于是作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决策。会后，红二十五军全力开展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到1935年5月初，红二十五军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人口近50万，耕地面积90多万亩。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央关于创建新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同时结合客观实际情况，先后数次调整进军方向，从而使队伍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积极策应党中央与中央红军顺利北上

长征途中，部队没有电台，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他们千方百计寻求党中央的信息，力图策应中央和主力红军的长征。政委吴焕先多次说：“消灭敌人一个团，都不如缴获一部电台，有了电台就可以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从缴获的报纸上和交通员带来的信息中获悉，党中央、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蒋介石正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陕甘边地区集结，企图围歼主力红军。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连夜在长安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毅然决定红二十五军主力撤离已经营半年之久、相对稳固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立即向甘肃方向挺进，牵制敌人，策应党中央与主力红军北上，提出“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的口号。副军长徐海东满怀激情地说：“我们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这对中国革命有重大意义。在此行动中我们要不惜最大的牺牲，迎接中央北上。”在继续北上的途中，红二十五军积极活动于隆德、平凉、泾川等地区，切断西兰公路18天，迫使敌人一再抽调原用于堵截中央红军的兵力来对付红二十五军，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对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起了战略性配合作用。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入冬后，中央红军物资补给面临极大困难，毛泽东准备向徐海东借2500元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立即从部队仅剩的7000元中拿出5000元送给中央红军，并命令部队节衣缩食，从人员、物资上全面支援中央红军。徐海东说：“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啊！”对此，毛泽东称赞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这不仅是对徐海东，更是对红二十五军历史功绩的高度评价。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也付出了巨大牺牲。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牺牲营级以上干部达50余名，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先后牺牲，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都曾身负重伤。

严格执行群众纪律

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严格执行党的群众纪律，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红二十五军每到一地，不仅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而且都要召开群众大会，帮助穷人免除一切捐税。红军攻克洛南县后，对正当经商的几十家中小店铺，都按政策加以保护。有的店主在红军攻城时逃走了，红军还派战士对其店铺妥善看管。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时，根据广大群众反抗捐税的迫切要求，提出了“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的“五抗”口号，在攻克镇安县城后，发布告群众书，号召立刻组织穷人自己的政府革命委员会。西征北上的过程中，红军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全体指战员自己打草鞋、缝军装、背粮食、挖野菜、搭茅棚，甚至忍饥作战，赤脚行军，但始终恪守生活纪律，不动群众一针一线。在宁夏单家集、兴隆镇等回民聚居区，吴焕先提出“要争取革命成功，必须团结和发动各族人民”，专门制定“三大禁令、四项注意”。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积极进行助民劳动，街头巷尾，到处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军医院的医护人员热情为群众治病。红二十五军这些举动，使回族人民深受感动，也激发了回民和其他各族群众拥护红军、参加红军、抗日救国的积极性，极大地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毛泽东在中央红军与红二十五军会师时盛赞：“红二十五军民族政策水平很高，执行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