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放眼历史的长时空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演进，推动马克思主义在相互激荡的各种思潮中脱颖而出，并逐渐在中国落地生根。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以来，始终面临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倾向和思维习惯上存在多方面契合，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日用而不觉”，是在思维模式上的“暗合”或“无意识融通”。这种“无意识融通”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基础。本文仅择取几个方面简要述之。

天下为公与为人类求解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其主旨不仅是“解释世界”，而且是“改造世界”，也就是努力实现人类的解放和幸福。中华传统文化也讲求“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华民族强调“经世致用”，注重“践履”。“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要治理天下，必须先在日常生活中修身养性，形成一种内在约束，从而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以说，中国素来有“以思想治国”的传统，而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注重个人修养，注重“思想建设”，主张改造社会要先有理论的武装，要求人们以共产主义的道德修养作为行动指南。

胸怀天下，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践行路径，与马克思主义要求的掌握先进理论、树立理想信念、为人类求解放，是非常吻合的。毛泽东同志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曾号召国人“改造中国与世界”“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他的世界主义理想是“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这既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解放的执着追求，可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的典型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气度和内在追求。

天人合一与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从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主张从实践的角度、从人的主体地位去“人化自然”。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存在内在一致性。《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易经》指出，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之道在于“成万物”。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这样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宇宙观”，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就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庄子》中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东汉王充的《论衡》更是体现了较为系统的无神论。中国古人常说：“读书人不信鬼神！”因此，试图寻求新的精神家园的中国人最初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时，会感到难得的思想上的共鸣。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民”为“宇宙”之一部分，若其心“皆动”，则可为“天下之事”。这样的认知，显然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化自然”提供了条件。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运用唯物史观指出，“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道德“是适应物质上社会的要求而成的”。

民为邦本与人民创造历史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没有人民群众，任何历史的画卷都不能展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着浓厚的民本思想，如“民可近，不可下”“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等。以民为本、为民谋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1919年，毛泽东同志写下《民众的大联合》，其中一方面讲道：“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这一派的音（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思）。”另一方面又讲道：“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这里既讲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又讲到“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体现了“民为邦本”与“人民创造历史”的契合。

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

中国自古就有大同社会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马克思则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两种思想勾勒的理想社会具有内在的相似性。

梁启超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吾中国固夙有之”“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近人多能言之矣”。1919年，在新的世界变局下，李大钊提出，劳工阶级联合起来，“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他还号召，“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创造一个平等、自由、没有远近亲疏的世界”。不难看出，正在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明显是以大同来理解和阐释共产主义社会的。

1923年，瞿秋白在《赤潮曲》中歌颂十月革命，写道：“远东古国，四万万同胞，同声歌颂，神圣的劳动”“从今后，福音遍被，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共产”与“大同”并用，充分说明二者的相通与契合，以及作者以“大同”对“共产”的理解。在艾思奇看来，“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这些“种子”散布在中国传统的各种思想和学说中，无论中国历代的何种思想，大都有积极向上的追求，那就是对理想的生活和社会的追求。他认为，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最相合的地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曾是中国历史上一切伟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从老子、墨子、孔子、孟子，以至于孙中山先生，都希望着世界上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能够出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曾指出，“认为人类由原始共产主义发展到未来社会主义的五阶段论，使人联想到了公羊派有关‘大同’的淑世观点”“在所有的西方哲学中，马克思主义无疑距中国思想之基本方向最近”。这种相近相通相合，无疑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在各种相互激荡的政治思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因素，也颇能解释现代中国思想演进的趋势和结果。这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的，“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